以Funtoo为基础的Linux桌面系统(2)

构建自己的Linux桌面系统的第一步,就是根据Funtoo网站上提供的wiki页面,编译,安装和配置基础系统(base system)。这包括

如果你对类Unix系统的基本概念非常了解,这个过程看上去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安装的细节虽然无需多言,Funtoo提供的指南已经十分详尽,但这里却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概念值得讨论。

第一,这个安装过程的全部魔法都在chroot命令上。我一直以为这个命令是类Unix操作系统设计的精华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Linux操作系统对它的跟文件系统有一个必要的假设。即,根文件系统是一棵树。而这个树的根就是“/”。像硬盘,SSD之类的块设备可以通过“挂载”(mount)的方式,将实体的存储设备挂载到这棵逻辑中存在的树的任意节点上。当系统在这棵树上创建新文件或者修改任何既有内容时,这种变更就会被反映到实际的存储设备上。树结构的妙处在于,任意一棵子树和拥有该子树的“大树”总是相似的。当你将准备好的硬盘分区挂载到这棵树上,并且chroot进入这个树的子树,你就的到了一个全新的“根文件系统”。但于此同时,系统运行的却是原来大树中预装的Linux内核,由此来帮助新文件系统的生成。这种方法在Windows系统中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在Linux系统中,却是司空见惯。采用这种方法可也在多个不同的根文件系统之间无缝的切换,比如,你可以在一个64位系统的根文件系统的某一棵子树上创建一个32位系统子树。这对于很多系统测试和环境搭建都不无裨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debian系统采用chroot的方式帮助开发者创建一个便于创建软件包的标准环境,由此,.deb包才可以避免现有系统不同配置的影响而适用与各种不同配置的系统。

第二,这个安装过程实际上那个暗示了如何从无到有得建造一个操作系统。Linux操作系统的发端就是1990年Linux写给邮件列表的那封信。在已有系统软件——包括编译器,链接器的帮助下,生产内核代码才是可能的。用软件来制造软件。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记得有一句话叫“以机器制造机器标志这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而以软件制造软件也是现在软件行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只有当这种衍生和扩展的能力和半导体的几何级数式的蓬勃发展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能力才创造了极大的社会财富。

第三,一些配置和编译的选择也值得讨论一下。

首当其冲的就是UEFI和GPT分区。区别与传统的BIOS和MBR分区,这两个技术都有一些进步。GPT几乎是必要的(desirable)。但是,如果你的系统主板是建立在UEFI之上的话,Linux系统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这并不是Linux的错,而是因为大多说UEFI固件都缺乏必要的测试问题百出,以至于根本无法保证系统兼容性。对于后面这一点我实在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大概能说的只有一条,选择UEFI主板的时候一定要先调查一下再做决定。

创建分区和创建文件系统的分离是让那些在Windows中模糊成一团的操作系统概念变得更加清晰了。对文件系统的选择又是另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根据用户的实际应用应该选择不同的文件系统,比如,一些文件在处理“小文件”的时候有明显优势,一些文件系统有灵活配置的特性等等。当然,ext4文件系统适用于大多数桌面应用。虽然这个指南中仅仅提供了传统的采用/dev/sd*方式记述的/etc/fstab,但实际上Funtoo也支持UUID作为标记/etc/fstab中使用。

对很多中文用户来说,键盘布局不是问题。因为,大多数在中国销售的计算机实际上是直接使用英语键盘布局的,所以/etc/conf.d/keymaps中采用默认值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日语键盘布局与英文键盘布局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必须在上面提到的文件中制定键盘布局为jp106。如果你想在运行时改变系统的键盘布局,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setxkbmap xx   ## xx 是两个字母的国家代码,比如us

当编译安装好的内核和基础系统可以启动以后,我尝试继续跟随Funtoo的指南对基础系统升级并且安装了X Server和必要的系统软件。这样,一个极简洁的Linux操作系统诞生了。

Windows的Copycat及其他

Ubuntu 12.04发布以后,这个Linux发行版就彻底地让我失望了。臃肿的身躯加上人机交互混沌的令人发指的Unity桌面,已经跟我需要的Linux桌面系统已经相去甚远。沙扬挪拉,Ubuntu。作为一个从6.04开始使用Ubuntu的用户,我不得不跟这个桌面系统说一声再见了。不是因为它在Xeon(R) CPU E31240 + Dual-channel 8GB内存的PC上居然启动的比Windows 7还慢,也不是因为它让我连应用程序菜单在哪里都找不到,只是因为它越来越像一个Windows的Copycat。

也许Ubuntu深受很多从Windows系统迁移过来的超级用户喜爱,但是它却已经失去了很多真正的Linux Users。Linux用户与Windows用户最根本区别的在于,前者确切地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并且知道如何获得和实现他们自身的需要——因为开源软件提供了这种自由,而后者则恰恰相反。Windows从诞生以来就是救世主,它给你一切,让你毫不怀疑的享受这种安逸,让你无法主动地寻找自己的真正需要。由此,它越来臃肿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多的消耗更多的包括硬盘,内存和计算能力在内的系统资源。其实我并不单独厌恶Windows的这种给与和扩张,因为几乎所有的商业软件都具有极强的扩张性——比如很多字处理软件都包含拼写检查这个重复的功能,而我真正厌恶的是它对用户自由的侵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们将用户假设为无法学习的群体,与Windows交互的最宏观的过程可以总结为“You pay, you go”。所有的软件问题都是需要钱才能解决,而且最根本的这些问题只能由拥有源代码的私有公司解决。这是最基础的假设。如果说,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某位非计算机行业/专业人士,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程序员却会慢慢失去学习的意愿和能力。如果你想用“我要将目光集中到我自己的业务上去”这样的话来辩驳的时候,你已经错了,如果你是一位程序员的话。因为那些用来调查和调整系统错误的时间——所谓的“浪费”——事实上一种必备的能力。因为你需要知道计算机的一切!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理想。” ——爱因斯坦

对一个人来说,停止思考之日便是他的死亡之时。对程序员来说更是如此。闭源软件正在带着停止思考的你我渐渐死去。

Ubuntu有了软件商店,这是一件好事。它本来有机会开拓一个新的开源软件的开发模式。但不幸的是它却偏离的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初衷。开源软件真正的意义在于“开放源代码”!而不是“免费”。假设,你买到Photoshop套件的同时可以获得它的源码,难道你不开心么,难道你不想要这样的软件么?我想有人会提到“盗版”。看上去会很复杂,但“盗版”和开源事实上不是同一个命题。闭源软件同样会被盗版。真正保护版权的是适当的法律和严格的执行。不要跟我提中国市场上猖獗的盗版,因为中国软件市场,软件人才事实上是被上述猪栏思想和猖獗的盗版所戕害的。

没有哪个商业操作系统或者Linux发行版能够提供给你那个你确切需要的软件平台。只有自己动手,对,就是自己动手,你才有可能重新控制并且掌握你的计算机,才能享受到开源软件提供给你的自由。Ubuntu 6.04推出的时候,它最成功的地方不是它的liveCD,而是那个有大约3000多行的HOWTO——一个简洁明快的Wikipage。它提供给用户一个运行良好的基础系统,并且提供了多达2万的可选软件包。它还写了一份详实的文档帮助你定制自己的系统。这就是最初的Ubuntu。如果它要模范Windows,或者像Mac OS那样仅仅将开源软件作为架子想“给用户一切”,那它就完全错了。

一声看似潇洒的沙扬挪拉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作为一个Linux User我只有自己救自己。

从谷歌退出事件读懂中国的政治气氛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Google官方Blog正式宣布了将谷歌的部分主要服务转移之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目前来看仍然是自由世界的地区。这标志着中国政府所谓的“谷歌退出中国事件”尘埃落定。根据来自新华网的政府单方面消息,谷歌公司针停止对敏感词过滤的问题和政府方面进行了多次斡旋,但是终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来的有点那么突然。

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你会发现,谷歌退出中国的决定并不是那么简单,虽然,我毫不怀疑所谓”don’t do evil”企业核心价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这件事情发生在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大背景之下;从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逐渐加大,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1月份Google在其官方网站的声明中不仅指出其中国分公司面临知识产权风险以外还拉上了20多家其它美国重要的商业机构作为受害者同盟,并随后想美国国会递交了书面的情况说明;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明,谷歌决定挑战其在中国市场上面临不公待遇的决定不是心血来潮;可以说,1月份发表的声明是一次很好的外资企业对中国政府的公关样板;这件事情与以往外资面临中国政府是表现的绥靖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事实上,更具华盛顿邮报的专题报道,外资企业近年来在华面临很多经营上的问题,而谷歌只是忍无可忍打响第一枪的那位猛士。

其次,谷歌退守香港这个结果,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是中共想要的。谷歌在1月分突然发表声明——就像新华网的声明中所说到的“没有跟中国政府事前沟通”的情况下,确实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一方面是因为审查制度的确存在,而谷歌将这个审查摆在全世界面前就更加证明中共漠视言论自由的丑恶形象;其次,多家外资企业涉及知识产权侵害,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外资投资环境恶化的事实;而以上两点无疑都大大降低了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同时,为谷歌赢得了很多道义上的支持。从多次斡旋的事实来看,中共确实和谷歌做过协商,所以,现在的问题变成了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走向一个双方都不想要的结果?

我认为,虽然事件本身可以说是商业事件,但是却与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像新世纪的报道指出,中共领导层曾在此前达成了所谓的“新北京共识”确定了中国目前政治的关键问题是“维稳”。此次两会削减的军费开支事实上都添加到了维稳经费之中,这一点可以根据各省财报去年在维稳上的开支条目管中窥豹。而,谷歌提供的大量用户自产内容为主的免费服务,以及无关键词过滤的搜索引擎,在中共看开就是对“维稳”最大的挑战;更何况,此前伊朗发生的“Twitter革命”更加让中共对互联网的传播效应不寒而栗,简直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所以,谷歌提出的协商条件,对中共来说是事实上的底线,他们一步也不肯退让。另一方面,谷歌如果继续接受审查,不但他的品牌形象会大打折扣,同时其商业核心——安全自由的交换信息——也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共要的也是谷歌的底线,谷歌也没有退让的余地;那么,现在这个结果可以说是意料之中。

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情可以折射出目前中共面临的窘境——内外交困的窘境——的严重程度;同时它还反映出在未来几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产生某正程度的倒退这个不可避免的悲观预期。因为,中共和谷歌都是为了他们各自的底线放弃了巨大的利益,一个丢掉的是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吸引外资能力的严重削弱,而另一个丢掉的是巨大的潜在市场。

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早在20年前已经不可避免的引发了社会动荡,而那场动荡因为被血腥绞杀而没有带来应该发生的社会变革;用理性的政治眼光看,当时就被提出的某些问题挤压到今天已经积重难返。“维稳”将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这个论断可以从去年开始一步步逐渐加强的互联网审查得到佐证。中共目前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自由经济发展现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结果确可能朝向两个相反的方面发展,一个是通过高压下的改良让社会彻底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让全民失去继续获得财富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不想说,但是你们知道。而这个岔路口,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往往决定了中国的未来。而这一点正是我的悲观主义的根源。